映象新闻

这三个特征是司法权的最重要的属性，当今司法运作仍然没有逃出托克维尔的界定。

在德国，普通法院的法官在办案中，质疑相关法律的合宪性，必须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审查裁决。司法权的本质属性是最后性、被动性、中立性和判断性，因此也决定了司法就是解决个案纠纷，维护审判正义或者个案正义。

走向   自 1999 年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2008 年首席大法官王胜俊院长又提出了能动主义司法改革方略。[4]前注 [1]，［美］庞德书，第126 页。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之内通过各种制度的协调和牵制而出现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司法现象。至于如何具体推进，我们期待着下一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的出台。其次，在价值取向上，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协调一致。

进化性得到保证在于法律原则不存在永恒的权威，当一些新的案件出现时，通过司法的演进过程证明法律原则所体现的正义程度，并通过衡平的方法予以矫正，进而创造和更新法律原则。根据达尔的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平均每22个月就有一位大法官出缺，一个总统在2届 8 年的任期内，平均可以任命4位大法官，所以，美国总统利用提名权和任命权改变最高法院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传媒变得不讲是非、没有原则，批判和监督的角色也就难以实现，看门狗因此变成了乱咬人的狗。

[17]但是，即使以最宽松的标准进行要求，现场有多少人，政府人员有没有救人，关键事实都出错，新闻照片没有来源，这些似乎都是难以原谅的问题，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不少网络媒体报道说副县长和警察叉腰阻救人，称在场的官员警察等人无一施救，甚至家属想去救人还被阻止，事后还威胁家属不许上访以及向媒体透露此事。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追问钟如九，钟家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但钟如九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而笔者调研得知的事实是，叶忠诚死后，医院按照操作规程应当将遗体送到殡仪馆去，但遭到钟家的阻挠和取闹。

对宜黄政府最大的污名，莫过于无视县委书记的积极努力（亲赴机场安抚当事人，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却把钟家姐妹的上洗手间的事，演绎成厕所攻坚战、现实版保持通话。青少年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心智发展不成熟，他们表达意见的时候，往往带有情绪性和随意性，其热情很容易被人利用。

[1]而法治热点事件，彰显了当下传媒监督权在法治建设中的巨大力量。[8]谭人玮：《江西宜黄官方：并非强拆三人非自焚是不慎烧伤》，载《南方都市报》, 2010年9月13日。昨天在与记者认真看了照片之后，她承认，政府确有工作人员参与了救人。当前中国很多享有盛名的媒体，都是通过揭露黑幕推动某一个案或事件而一夜爆红的，如银广夏案之于《财经》杂志、孙志刚事件之于《南方都市报》。

{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为了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钉子户可能通过诉诸传媒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18]这篇报道纠正了之前的不实报道，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家门户网站转载这篇报道。[13]从新闻报道来看，三个人中燃烧时间最长的是叶忠诚，如果真是将汽油从头往下淋，会烧得不深？从前述网络照片来看，钟家并没有人直接往身上淋汽油。

传媒如果有公共辩论的精神，就不该忽略慧昌在逆境中展开公共辩论的勇气，就可以读出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在慧昌的文章中只是一句无关大局却多少有些道理的比喻。腾讯网在播报宜黄事件时，首页用的标题是江西宜黄县拆迁冲突中3人着火疑为自焚，但进入新闻页，标题就变成了江西抚州强拆钉子户爆发冲突3人自焚。

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如果事件演变为受人关注的公共事件，报道就需要有后继消息和评论传出。

借助一个具体的法律事件—宜黄拆迁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的传媒监督实践，本文试图梳理其中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及其对法治实践的影响。[55]在法治事件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会互设议题、互相跟进，这是通过塑造民意来凝聚共识的机会，而处置不当也可能会制造分裂。强拆决定是否合理，媒体记者完全可以采访一下与拆迁利益无关的民众。[6]《江西宜黄拆迁引三人自焚官员警察无一施救》，载凤凰网http: //news. ifeng. com/society/1/detail-2010-09/12/24923950.shtml, 2011年4月24日访问。传统媒体以怎样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网络媒体如何转载及推荐，这些都会塑造出不同的民意，并推动事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46]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操纵市民社会中的机构和组织，大力传播其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使广大民众将它们当作常识而接受，从而自愿地赞成和拥护。

在桑斯坦看来，完善的公共表达机制至少包括两个要件：一是信息不应被事先筛选，因为未经计划的、无法解除的信息接触，可以防止社会分裂和极端化发展。[12]一篇发在博客上的记者稿件提及，收治伤者的南昌医院的罗医生说，叶忠诚意识清醒，烧伤面积比较大，虽然烧得不深，不过因为是老人家，现在仍然是最危险的一个。

二是传媒监督并没有有效敦促冲突双方在法治框架下解决问题，反而有损法治。传媒监督没有促使问题在法治框架下得以解决，更没有推动相关制度的发展。

这些原则要求传媒从业人员在采访、写作、编辑、刊播过程中，不受任何外力的控制和左右，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热点事件中，只要当事人一方的身份有富、官等权势背景时，传媒总是有意无意突出权势者的狂傲、骄横，刻意强调另一方的弱势、无助以获取公众同情。

从网络照片来看，钟家小女儿钟如九，在家人泼汽油纵火、自焚时，都在淡定、理智地摄像。纯客观、完全超脱或中立的传媒仅仅是一种道德虚构，就主观状态而言，传媒监督的具体追求与其说是为了法治的完善，莫若说是为了实现传媒自身的利益。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差别和冲突使很多人对社会、对政府存在一些不满。它伤及传媒的信用度，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最终使传媒监督权行使出现偏差。

目前，对于公共表达的机制，很多学者仅仅关注政府的信息检查，这有失片面。[6]这与宜黄官方宣称的有很大出入。

[16]倘若如此要求的话，传媒就只好缄口不言，传媒监督权的行使空间将会不存。虽然拆迁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但全县涉及拆迁的开发项目都已停滞不前。

通过深人事件现场采访，这种报道失误本来可以避免。在网络时代，民意汹涌为传媒监督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网络民意也存在诸多不真实和不理性之处。

正因此，现代法治社会的传媒更有责任去塑造民意、凝聚共识。[45]按照这种理解，传媒胜任看门狗的前提是媒体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效忠于个人自主表达，其任务在于批判，尤其是批判掌握权力的政府。很多传媒在报道中故意删除接近真实情况的报道，而采用误导性语言来歪曲事实。这种观点缺乏现行法律的支持，也缺乏理论基础。

在它出来以后，很多媒体仍然转载不实的报道。但是，这往往是个案的胜利，是政府面对传媒压力的妥协，而不是传媒监督的制度性解决，其对法治的积极意义非常有限。

他们有时未能对某些话题或意见提供给受众适当的理解，有时又为自己的偏见所苦，有时不处理实质问题，反而倾向于断章取义、哗众取宠。[25]同注[4] [26]参见注[4]。

政治利益集团和社会利益集团要利用传媒，就必须为解决公众所觉察的问题或对问题的查明和剖析做出令人信服的贡献。它们利用进行市场研究和舆论研究的‘观察机构，从事自己的职业性公关活动。